第(1/3)节     在我住招待所的半年多时间中，除了帮我的老师倪海曙先生编辑不定期刊物《语文现代化》之外，主要就是跑中国青年出版社，钉问稿子是否能够出版。

    老编辑黄伊同志几次接待了我。通过诚恳的交谈，这才得知这部稿子在编辑部内部虽然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前后经十一位编辑看过，特别是被错划为右派、刚刚落实政策回来的原总编辑李庚同志看了，提出了长达七千字的审稿意见，现在总算是基本上通过了。同意出版的编辑，主要看到校旱的主题积极，故事离奇，文笔流畅，尤其是有大量浙南的风土景物描写，是一部风俗画长卷；不同意出版的编辑，主要意见是校旱中的正面人物不够高大，甚至有许多缺点，而反面人物则坏得不够，甚至还很有人情味儿；其次是校旱中有许多男女私情特别是通奸与嫖妓的描写；第二是好几个地方写到了大小老婆，对宣传一夫一妻制不利；第三是对封建帝皇涂脂抹粉，例如县里遭受了水旱灾害，皇上居然下诏豁免当年的田赋，当皇帝的哪有这样好心？等等。

    我心里很明白：当时“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帮八股”并没有被清算，“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或多或少地在某些编辑的头脑中还有残余影响。“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主要一条，就是正面人物必须是“高大全”的，不能有任何一点儿缺点；而对于反面人物，则必须是“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不然，就是给英雄人物抹黑，给阶级敌人涂脂抹粉。我写《括苍山恩仇记》，正是冲着这些论点来的，怎么可能还依循这些条条框框写？当时中国公民的“出版自由”，前提是必须经过编辑审读，只有按照某种口径审读通过的，才能得到出版，不然就没有出版的可能。但这又是我写这部校旱的原则，要我放弃这个原则，理论上似乎可能，实际上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放弃了我的原则，整部书势必重写，而《括苍山》也就不成其为《括苍山》了。

    尽管我是个没有学过文艺理论的无名作家，但是我必须“据理力争”，我从“金无足赤”说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主张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必须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幸亏在这个问题上黄伊同志的观点与我基本上相同，问题不在说服他而在说服另外的人。这，就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够达到的了。

    再说，“文革”期间，连写爱情都是禁区，谈“性”而色变，直写通奸、嫖妓、纳妾、借种，不是大逆不道，也是胆大包天。但是通奸、嫖妓、纳妾、借种等等丑陋的现象，又的确是封建社会中的“固有内容”之一。要比较全面地描写封建社会，不写这些丑陋的东西，不是不可能，而是作品不生动、不现实也不全面。

    《括苍山》中，吴本良不是第一主角，我只写到了他的本质善良，而不想继续继续拔高。在马列主义已经进口的现当代，先进政党的领袖们头脑中尚且难免有顽固的农民意识，在那个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如果把本良写得过于成熟，是不现实的，反而会有损与这个人物的形象，还是让他真实点儿，更切合他的身份的好。有两个人物则是我着力描写他们的“渐变”过程的，一个是林炳，一个就是本忠。林炳从一个乡村地主少爷变成一个官绅恶霸，受老少讼师和金太爷的影响颇深；本忠从一个农村小石匠变为投机商人，也是黄逸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结果。而其中影响他们最深的，则是“财色”二字。对林炳而言，则还多一个“权”字。瑞春是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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