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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死里逃生回北京

第(4/6)节
过哈尔滨。”

    “路过?我看你像个‘盲流’。”

    “不是‘盲流’。我原是新华社的一名记者,57年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了将近三年。”

    “噢!吃了不少苦吧?”

    “能活着出来就是万幸!”

    “现在打算到哪儿去?”

    “回新华社。眼下先去我们的黑龙江分社。”

    “有证件吗?”

    “有!”我掏出了那上面写着“回原机关”字样的行政介绍信:

    他看了看,这才一挥手:“你去吧!”

    我离开了哈尔滨火车站,经多次打听才找到了黑龙江分社。在那里我受到了真挚的关怀。尤其是分社年轻的机要员陶国栋1,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整天陪着我。他过去与我素不相识,只是在福建海防前线分社时就知道我是一名老军事记者,就凭这,他对我倍加同情与体贴。他在分社为我安排了住处,一天三顿饭都陪着我到黑龙江省委大食堂就餐,并使我有可能两次探望已被分配到哈尔滨艺术学院的杨角、张晓非夫妇,同时测览了已经明显萧条的哈尔滨市容。

    1后来去新华社湖北分社当记者。

    我到了同样萧条的长春,我们吉林分社的青年记者康国志、王文琏夫妇也热诚地接待了我。王文涟,只是在新华社青岛疗养所与我以及我的前妻共同疗养过一些时日,康国志则从未晤过面。他们不仅在吉林省委招待所为我安排了食宿,临分手时,还给我即将去大连探望的孩子买了些玩具与糖果。当他们得知我的妻子已与我离了婚时,他们也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是些多么善良并敢于向政治的不幸者表达同情的好人啊!我将永世不忘!要知道,那是谁向“右派”表示同情与友善,就随时都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年月啊!

    正因为如此,当我到了我们的旅(顺)大(连)支社,便感到气氛迥然而异。他们先怀疑我是个逃犯,要看我的证件,看了证件,又说支社没有地方住,而不想去大连市委招待所给我安排个一席之地。我只好去睡在大连轮船码头的旅客候船大厅内,从那儿去看了两次我的小贝贝和她的老外婆。

    五

    她们跟着贝贝的姨父母,住在大连沙河口区的一座日式两层小楼里。贝贝三岁多了,活泼而调皮,一头浓发被外婆分梳成几十根小辫子。她当然不会记得她不足十个月就会叫一声“爸”的我这个爸爸,而口口声声叫我“姨父”。外婆在一旁一边给我和面做面条,一边掉眼泪。

    “你和她妈的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外婆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老人家哭得更伤心。

    贝贝的姨父母此刻都不在家。姨父在大连工学院进修,姨母正带领本厂的职工在郊外山里打树叶度荒。他们接到了外婆的电话,都匆匆赶回,把家中仅有的当时千金难得的肉罐头、鱼罐头等等都拿了出来,盛情款待我这个正在落难而又从未见过面的亲戚。我再三感谢他们在我极度困难的时刻,给了我的小女儿贝贝以最好的养育之所,并独力承担了对老外婆的奉养。

    第二天一早,贝贝的姨父母又各自上班去了。中午,我带着老外婆和贝贝,到附近的街道上乱哄哄的小饭馆里吃了顿饭,然后到一家照相馆里合了个影,就独自乘船到天津,又连夜坐火车回到了阔别两年零八个月的北京。

    这时,全国大饥饿的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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