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 死因，并严肃地说：“这是周总理要的。”

    这一来，各大农场的医院院长和公安局长、各分场的卫生所长和派出所长，以及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们，也全都紧张了起来。但最后上报的死因，一般都是“营养不良”、“浮肿”、“肠梗阻”，等等，避而不说在严重饥饿状态下的繁重劳动与工伤。

    “不过，”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尽管上报的死因隐瞒了真相，但死亡人数毕竟是很惊人的，这促使上面下决心赶快让我们离开北大荒。”

    “原来如此！”不少难友这样说。

    但我认为，这只能是我们迅速离开北大荒的一个因素而已。

    正因为有了周恩来总理如此的关心与干预，留在北大荒军队系统的“右派”才大体上逃脱了死神之网，其中包括给《文汇报》写信被密定为“中右”、抢修云山水库时又被升格为“右派”的毛西旁。

    毛西旁与我分手后，与几十名军队“右派”合编为一个排。这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浮肿得难以行走了，都躺在一座草屋中的地铺上奄奄待毙。一天早上，他们发现一位原是部队中尉军衔的教员不再起身分食上午饭，大伙连忙凑到他的身边，才发现他口鼻已没有一丝气息，全身都已发凉，大概在夜间就离开人世了。这个生产队以及农场的头儿们怕再遭到上层领导的怪罪，立即派人用带篷的大卡车，把这一排人送往农场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们的结论都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严重的营养匿乏造成的浮肿’等等，建议给他们每人增加15斤粮食，补加1斤大黄豆。这一来，他们的口粮比原来的18斤定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同时又求人在医院附近买了些小泥鳅，以增添些动物蛋白的补养，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命……

    四

    列车快要到达牡丹江了。这时我已竭其所有，在鹑衣百结的破破烂烂的棉军服外面，套了一身惟一没有打过补钉的粗蓝布褂袄，外加那件已经污迹斑斑的破军大衣，头上戴着那顶已经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目皆非的烂棉军帽，胸前背后挂着小网兜与破旅行袋。这形象，与当时到处可见的“盲流”、叫化子毫无二致，成了路人与公安人员蔑视与怀疑的对象。

    我就以这样的装束在牡丹江车站下了车，换上牡丹江直达北京的快车。但在要穿越天桥时，我硬是双腿打战，上不了天桥的台阶。得亏中央乐团合唱队的男中音闰启明和北影演员管仲强等人架扶着才越过了天桥，到了停靠直达北京那趟列车的站台。到了我们该上的那节车厢跟前，车厢入口处的那两小级台阶我也上不去。仍然得亏闰启明和管仲强他们把我架了起来，在背后使劲一推，才使我像一只大棉花包似地进入那个车厢。

    由此使我感到，我若在“死亡场”再呆上十天半月，也许就会像小罗那样死去，或像张宣那样死在奔向北京的列车中……

    列车驶达哈尔滨。我按照个人的预定方案，要再看一眼这座有许多俄式建筑的城市，连忙与闰启明、管仲强等难友暂时道别。

    当我肩挎着背后的旅行袋和胸前的小网兜，在哈尔滨车站的候车室和站前广场上转来转去想寻觅着买些吃食的时候，果然被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盯上了。他从身后猛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来！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近了派出所外间的那间烟雾腾腾、人声嘈杂的小屋。

    “干什么的？”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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