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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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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果有代表团组或者驻外单位的人回国,他们的手提包里都装满了同志们托带的私人信件。随着改革开放,驻外人员增加,私人信件越来越多,大家感到这个规定可能难以行得通了。在“文革”中还闹了一个笑话,忽然规定所有寄到国外的私人信件都要经过本单位的支部书记审查,弄得大家非常为难,特别是正在谈恋爱的年轻同志更不方便,支部书记也不愿意,不久以后就不了了之。实际上,这主要应是对同志们加强保密教育的问题。

    在我们这里,信使由使馆的外交官从机场接到使馆常常是半夜了,同志们就一直等着。等信使来到后,负责文件的同志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信使带来的私人信件分发给已等在保密室外的同志们。工作万里外,家书值千金,信使给很多同志带来了好消息:孩子身体很好,读书很用功,听爷爷奶奶的话等。信封内还有一两张照片,因为按规定信件特别是照片是不能超重的。但也给有些同志带来了坏消息,孩子有病或者考试成绩不好,老人有病甚至不幸过世等,引起了很多的不安和眼泪。还有的同志特别是在谈恋爱的或者刚结婚的年轻同志没有收到来信,更是当晚难以成眠。

    外交人员的家属问题特别是孩子问题,一直是一个外交人员最不放心的问题。初期,使馆职务高一些的同志可以把孩子带到国外去,到入学年龄时在资本主义国家要回国读小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当地读完小学后回国上初中,几年后这条规定取消了。大多数同志把孩子放在本单位的幼儿园或者寄宿学校里。北京有几个寄宿学校是从延安搬来的,办得很好,对驻外人员的孩子很照顾,只要本单位开个介绍信去都收,父母出国后很放心。后来驻外人员增多,孩子也越来越多,只能进普通的学校,由爷爷奶奶或者其他的亲戚照管,也有的解决不了,只能妈妈留在国内。当时,一般工作人员不能带妻子,两年休假一次。可是,到“文革”开始时,大批特批这些寄宿学校是“贵族学校”,都改成了普通学校。

    信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每次出发两人同行,要去好几个国家,有时还要经过未建交国家,不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火车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紧紧拿住装文件和信件的保密袋。他们在路上自己带饮水和食物,不吃人家的东西,也不喝人家的水,到晚上两人轮流睡觉,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有时还发现有偷窃、抢劫、绑架的企图,就要靠他们的坚定和勇敢来对付,坚决保卫国家的机密。信使一般只住一两天,有时当天就走。使馆同志非常忙碌,刚赶完公家的材料,还要连夜写私人信件。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当地报纸转载了前两天英、美报纸登载的两张有关苏联克格勃间谍在维也纳接受秘密文件时失手的照片,一张是克格勃特务从巴黎到达维也纳机场的照片,另一张是他同另一个间谍在维也纳市中心咖啡馆里坐在相邻的小桌子边的照片。报纸还说明这些照片是跟踪的英国情报人员偷拍的。

    这件事是在大约半个月前英国报纸最早透露出来的,但后来又有了更详细的报道。这个克格勃的老手首先到了中立国家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然后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欧洲旅游,到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伦敦、巴黎,最后到了维也纳。他在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快要下班的时候来到了这家咖啡馆,拿了一只手提箱,坐在一个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拿起一份报纸看起来。奥地利人习惯在下班后到咖啡馆去喝一杯咖啡,并且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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