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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艰难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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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3日

    清晨,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一种不安的感觉彻夜困扰着我。白宫虽说被民警和特种警察包围着,但它毕竟对莫斯科构成可伯的威胁。

    每当我作出某种重大决定,从不再让一些愚蠢的想法所困扰:不妨换一种做法,或许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毫无益处的自寻烦恼。决定一旦作出,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拆不扣地去执行它,尽力干好,干到底。以前一直是这样。例如,我从未因在10月中央全会(1987年)上的那次发言懊悔过。不错,我难受过,苦恼过。但绝没有被动摇折磨过自己:如果我不登上讲台,我的一生会怎样呢?我作决定时,就如同要往水里跳一样。我不想分析,这是缺点还是优点。

    而这一次,似乎在我一生中头一次在脑海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我究竟做的对不对?是否还有别的方案,能否换一种做法,我是否用尽了一切可能?……俄罗斯对没有法纪的状况已感到厌倦。而第一个全民选举的总统却要违反法律,即便这是不好的、荒谬的,以致使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的法律,但这终归还是法律啊。

    我把所有的事件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向前理了理,试图弄清楚,我是否犯有错误……

    ★★★

    9月初。我已作出了决定。对此无人知晓,甚至我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猜想不到,我已作出了原则性的选择。这佯的议会在俄罗斯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我知道,泄漏情报是不允许的。对于好斗和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最高苏维埃来说,总统要解散议会的情报可能成为放到火药桶跟前的火柴。议员们只要能继续执政,他们将不惜挑起任何流血事件,而且不管多大的牺牲都无法阻止他们。

    解散议会的命令首先需要法律上的保证。我接通了维克托·伊柳辛的直接联系电话,请他来一趟。在我脑子里已想好了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命令的大致提纲。

    我请伊柳辛上楼到我这儿来。这意味着我即将启动整部机器。现在,业已调整好的专家班子将着手工作。当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正从2层到3层我这儿来时,还有一分钟,我还可以把这一切停下来。但我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念头。伊柳辛进来了,我只用几句话就确切简明地交待了任务,并细心地观察了一下对方。和平时一样,他显得很平静。似乎他接到的任务是起草一份为明年冬天准备饲料的命令。他提了几个问题:吸收多少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可以对文件的实质了解到什么程度?用多长时间起草命令?我回答说:人数要最少,他们分头单独工作,任何人都不应了解文件的实质,期限是一个星期。他点点头,走了。工作即将开始。

    在9月最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会晤、谈判、外出视察都要依照即将拟出的命令由我亲自审定。许多事情早在7、8、9月份就预先作了安排,有些安排我推迟了,有些事却不能取消,而且我要利用这些早已拟定的措施,更好地为以后的大事作好准备。如在原定的日程表中,曾计划视察塔曼师和康捷米罗夫斯基师。我早就答应过帕维尔。格拉乔夫,到他的精锐部队去看看。当着手起草命令之后,这次视察对我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无论我和战士们谈话时,还是在观看分队出色的军事表演时,以及演习后和军官们会见时,我都一再向他们指出即将有重要大事发生。并问他们:“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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