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节 。根据这条原则还规定了征收超标排污费。

    这是一条中国式的创举，不仅促进了污染的治理，而且对于强化我国的环境监督管理和环境机构的能力建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规定了环境影响报告制度。环保法规定，凡属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后才能进行设计。

    这是从国外学来的，当时这种制度只在有数的几个国家中施行。这项先评价后建设的制度，有助于正本清源，是预防环境污染的积极措施，这项措施写进环境保护法里，奠定了环境保护在我国基本建设中的法律地位。

    四是规定了“三同时”制度，为了控制工业污染，从70年代初试行一种“三同时”的做法，即防治环境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实践证明，这是控制工业污染的有效手段。把这项士生土长的中国环境保护的经验写进法里，使之成为了一项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1982年秋，有曲格平教授参加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万里提出环保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建议。同年底，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的会议上，李鹏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报告中宣布：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环境管理机构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单列进入政府序列，把环保局正式改为国家环保局，但隶属关系不变。

    这种隶属关系直到1988年机构改革中才宣告结束。

    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正式分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曲格平教授继续任局长。在此期间，国家环保局抓紧了环境法规的起草。全国人大陆续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环境立法步伐的明显加快，与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的确立是分不开的，三大环境政策思想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的出台，说明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渐趋成熟。

    发达国家在对环境的治理上，大都只提要求，不管做法，只管两头，就工业企业来说，只管建设前的影响评估和建成投产后是否环境达标。你如果达不到环境标准，那就对不起，你只能停产，只能关门大吉，绝没有别的什么话好说。

    中国除在两头管理外，还给予中间引导，如果建成后环境影响不达标，还不会一棒子打死，有限期治污一说，这里便有点中国式的仁义道德了。

    在环境投入上，发达国家推行的是高标准，高投入，严要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逐步提高环境标准，不断提高环境投入的方式，期望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下，达到控制污染的最大的效果。似乎又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和过高奢望了。

    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派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

    以李鹏总理为团长、曲格平教授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6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与曲格平教授20年前参加的斯德哥尔摩环发大会，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卓有成效。

    1990年曲格平教授年满60岁，提出辞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职务，国务院领导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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