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节 ，对于社会和人是多么危险。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避免用口号去代替法律。口号常常确实是诱人的，尽管其中隐藏着潜在的危险。

    比如，当我们说；“任何一个罪犯都不能溜掉”。谁会反对呢？目的是良好的。但是，作为一项实际任务的执行，目的的现实程度如何呢？让我们假定罪犯脱逃了。没有抓到。无论如何，要马上抓到罪犯。从美好的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侦破）中后来发生了不只一次的坏事。人们会问：怎么，那就不要提出这样的目的吗？目的是对的。我们要提出这样的目的。但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压过法律。不能让它掩盖法制的主要原则：“任何一个无辜者都不能被判罪。无论何时和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必须这样”。这既是目的，又是今天的现实的任务。对于每个法庭，每个检察官，每个民警局都是如此。要做到这点不需要任何花费和贵重的技术。没有确凿证据以前，必须存疑。法律也是这样要求的。然而，司法的这一主要目的在我国仍旧处于次要的地位。使人遗憾的是，不仅在司法实践中，而且在我们的法律观念中仍旧是：“给他们客气个什么……把他们碾成齑粉……”

    这可能就是一度谁也不容许怀疑的时代的最沉重的遗产……在乌拉尔某城一个艺术铸造品博物馆中，我看到一把有镶饰的精制斧子。它是1929年或者1930年党代会的礼品。在斧刃的右边刻着“砍掉右倾”，左边刻着“砍掉左倾”，斧背上是“打击调和派”。这是呈现在社会中坚面前的一件象征性的礼品。甚至保持沉默都是危险的，那样行事是有罪的，要“打击调和派”呀。实质上，这是不许作任何一种选择，不允许哪怕出现选择的想法。它同样排除了怀疑的余地。因为选择只有基于怀疑才是可能的。

    在这样的更为压抑的环境中，举行了三次公开的莫斯科审判。正是这种环境和决定这种环境的气氛，在某种程度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一切能够发生。

    现在，所谓《布哈林的遗嘱》已为人所知。它是布哈林真正的“最后陈述”。他的妻子把它背得烂熟。显然，它不可能具有文件的效力。速记记录中写入了他另外的正式的最后陈述。它对于法庭来说毫无意义，完全不能影响已经预先决定的判决。就是被告本人也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但他仍归说话了。他全都招认，但实际上全都否认了（“我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要为破坏活动负责，尽管我不记得发出过进行破坏活动的指示”）；他把建立集团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时，对加于集团的罪过进行了嘲笑（“怎么可以断定集团是受法西斯情报机构之命组织的呢？这是在1928年哪！”），他在承认他应得到的最严厉的惩治时，仍希望真理的一天将会到来。

    这一天到来了……他这个人的世纪令人惊奇地正好分成了两半：1888年诞生，1938年处死，1988年又从虚无的世界回归。显而易见，他的著作将被研究和分析，看他哪里写得对，哪里不对。要弄清楚他的思想，也要弄清楚他的错误。这是自然的。我觉得，不自然的甚或令人难以置信的仅仅是：现在，当平反判决书的墨迹还未干之时，又出现了污蔑，这就是4月6日的《文学报》显然迫不及待地干出的事。

    布哈林、李可夫等的审判案是最后一次公开的审判。此后“司法判决”全是秘密进行的。人们就是在当时对这样做也会产生怀疑……

    在党的二十大上，批判了那个时期无视法律的现象，废除了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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