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一

    在北大荒的第三个国庆节来临了，大家准备好好歇一歇。

    9月30日上午，快吃中午饭时，排长盛桂林突然只通知我一个人：

    “赶快收拾行李，进山打窑烧炭。”

    “为什么只要我一个人去？”我不明白。

    “那里已有一排人了。”他答非所问地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排单单让我一个人去？”我又重复问一句。

    “不知道，”他说，“这可要问指导员。”

    我立刻去找刘恩，他支支吾吾，要我去问派出所。我跑到了派出所，刘所长也支支吾吾，说是以后再谈。

    这时已开始下小雨了。我既无雨具，身体又弱不禁风，我担心独自冒雨进山，走30多里地，很可能真的成为“第二个赵琪”，遂去了政治处，找那位专管我们这批人的组织股助理员（不是为我的离婚事与我谈话的那一位），要求改日再走。这位助理员不由分说，给我来了个大声吼：

    “你必须立即离开！如果下午两点我还见到你，就对你不客气！！”

    这还有什么可通融之处？

    下午两点，我挑着行李离开了云山场部。半路上，小雨变成了雪花，所有的沟沟洼洼，都已结上了薄冰。我一路走，一路想：这次让我单独离开云山，肯定是由于朱麻子、刘恩们和盛桂林。王开泽式的班排长们，对我的历次诬陷造成的。云山场部已把我视为最危险的分子，是重大节日的防范对象，怕我发动群众进行什么活动，并随时准备逮捕我，以杀鸡镇猴。

    可是，我又阿q似地尽量往好处想，也许是我给新华社的一封信起了点作用。云山场部用这种表面严厉的手法照顾我的健康，因为山下的大田秋收即将开始，这是又一种没日没夜的紧张劳动，怕我吃不消。而打窑烧炭，虽也是重体力劳动，但毕竟起居作息还比较正常……

    很快，我又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么可笑又可怜的悲剧式人物！在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的世界里，锦上添花者无其数，雪中送炭者有几何？不要说这农场，就是在新华社，老同志老领导那么多，又有几个能真正关怀他人特别是落难者的死活？我们这个党和整个社会，正由过去大体上的大公无私，在向腐败自私的方向蜕变。别人屡屡欲试地振臂挥刀砍下我的脑袋瓜儿，我还以为他们手里举着一顶皮帽子要送给我，怕我着凉哩！这是多么地可悲可笑啊！

    二

    10月底，我又回到了盛桂林的这个排，与“七间房”基建大队各个排中挑出的绝大多数被认为“最坏”的人，被调往云山畜牧场以东几十里地的850农场一分场。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调动，竟让我们自己只带着个人的小挂包和装着脸盆牙具饭碗的小网兜，而沉重得令人发怵的大行李卷和皮箱、书箱，则放在马车或拖拉机的拖斗车上。这是我们到北大荒后几十次的辛苦转移中，第一次身无重荷地走路，而且占用了整个大白天的工作时间。因此，这群被一阵大风就能卷得无影无踪的“幽灵”顿感喜从天降，一路悠悠荡荡，说说笑笑，自得其乐。

    有人说，中央对我们的政策缓和了，又让我们回到了真正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正确路子上来了。有人马上反驳：中央才不管这鞭长莫及处的鸡毛蒜皮事，这里是好是坏，都因人因地而异。人家一分场的领导比云山畜牧场的领导讲仁义，所以才派马车和拖拉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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