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一

    说来也十分奇怪，过了些日子，我身上的浮肿消退了，膝盖恢复了原状，胸下的“大水鼓”也没了，突然变得精干枯瘦起来，走路也不再那么刀割针挑似地难以忍受。后来懂点儿医学的难友告诉我，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而是一种很危险的迹象：一个营养极度匿乏、身体极为赢弱的人，肿了瘦，瘦了肿，待第三次肿到胸口时，就肯定没救了。

    可在当时，我还庆幸这是一大好转。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心境也就平静了些，有时候还遥念苏北老家的亲人。

    因肺结核病常常需要我寄钱寄药品的姐姐，在我到北大荒的第三个月就绝望地死去了。但我还有老母，还有女儿，还有读完了高中又上了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侄儿，需要我从每月32元的生活费中，给他们多少寄点儿钱去。还有存放在新华社库房里的一箱箱书稿、素材、日记、采访本，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文字，需要我日后整理留给后世，我应该坚忍地活下去。

    俗说“人岂乐死而忘其生”，对一些人迫不得已的绝望之念似乎可以理解。但对一个还想为革命为社会做点儿事的人来说，绝望是不可原谅的，哪怕只是一闪之念。于是我重新恢复了人生的信念，坚信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就此溃灭，党内健在的千百万同志会逐渐觉醒，千百万烈士的英魂也不会答应革命大业就此衰颓！我要坚持活下去，继续磨砺自己，寄希望于未来。

    当然，在这个云山畜牧场，再也谈不上什么“积极争取”了。因为这个狭小天地，似乎是与我们理想的社会制度不相协调的世界。这儿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人道。这里的一些掌权人，将来即便受不到历史的惩罚，一旦他们自身多少恢复了一点儿人的血性，他们也会受到他们自己良心的谴责的。那痛苦，将比身外的惩罚更深痛。

    二

    6月上旬，又一阵冷风拂拂，下起了连阴雨。

    一天，刘恩叫我到云山场部派出所去。我问什么事？他不怀好意地冷笑着说：“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我心想：怎么？真要把我抓起来么？可是这又不像，不然怎会让我独自前往？

    我打着一把破油纸伞，赤着脚，独自滑滑溜溜地到了云山场部，进了路南一座门口挂着“八五○农场云山畜牧场派出所”牌子的两头趴红瓦房。书生模样的派出所刘所长，让我看了一份盖有河北省保定法院公章的《离婚调解书》，原来是我那妻子又在保定提出与我离婚……

    前面在《家庭》一章中已说过，在1958年3月18日我被开除出党的第三天，她就要我去北京市西单区政府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那里的办事人员不同意，这件事就被暂时搁置。当年秋天“大跃进”，“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她与新华社的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去帮助河北省保定地区徐水县大搞“共产主义”。“疯狂加吹牛”地搞了几个月，‘损失惨重，彻底失败，县委书记被扣上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罪名逮捕法办。我那妻子没有随新华社的大批人马“凯旋”北京，而坚决要求留在保定工作，并把我们的大女孩戴青青从新华社幼儿园接到了保定。她看到1959年冬天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中没有我，就决心与我藕断丝也不连了……

    “你打算怎么办？”刘所长问我。

    “在北京就办过一次了。”我说，“尽管西单区政府不同意，新华社党委也不同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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