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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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没有几天,我们又奉命到第二生产队的地里去挖排水沟。
第二生产队位于云山场部东北,相距只有两里地。但挖排水沟的地方,是在七八里外的一座山坡下。为了省下出工收工路上的时间,我们就住在那一带1958年冬天大干水利时,“左派”精英连队留下的破窝棚里。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大约是1960年5月15日凌晨,我们又奉命转移到云山场部东边小云山第四生产队去挖排水沟。
从“左派”精英连队的这些废窝棚直接去小云山,只有七八里地。按说,应该让我们径直去,因为我们都已衰疲不堪,还得挑着行李与工具。
但是,不,那会使几十个“右派”的劳动力浪费半天时间,而让“右派”的频繁调动占用大白天的劳动时间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云山场部让指导员刘恩强迫我们挑着行李与工具,先到场部南面的云山水库大坝,再从几里长的大坝南端往回挑沙子修补坝顶的路面,然后利用夜晚“业余时间”,再从那儿转移到小云山去。
这就是说,让我们这帮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人,身负重荷,先从东北方向朝西南走十几里地,然后再从那儿往东走十几里地,等于让我们走一个大三角的约有30里地的两个长边,而不让我们径直去这个大三角的只有七八里地的底边,而且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这样,这一天一夜就剩不下多少休息时间了,这比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还要周扒皮。
可是,在云山畜牧场领导中的王副场长、武副书记、祝大队长和朱麻子、刘恩等人看来,这却是绝妙的领导“谋略”。不管对这群奴隶的调动如何频繁,从未因此耽误过这群奴隶“为农场多作贡献”。而结果,等于无形中让这帮瘦骨嶙峋或浮肿“发胖”的人,更快地走向黄泉路。
那天凌晨,满天乌云。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日用杂物和铁锹铁铲等工具,赶到了水库大坝的最南端。
刘恩对大家说:
“大家使劲干!就这么一点儿活,坑坑洼洼的垫一垫,补一补,早干完早转移,早转移早休息……”
这种老套儿话,我们听过无数次了!他们每一次要我们干的活,没有一次是能够让我们“早干完早休息”的。
这一次,沙石远在大坝南面的山坡上。每挑一担沙石到坝中心,来回一趟少说也得走三四里地。我们从清晨挑到中午,从中午挑到快天黑,中午吃了自带的窝头咸菜后一刻也没歇,才终于“早干完”,挑起行李工具向小云山“早转移”。
这时,空中的乌云已越积越厚,阵阵冷风吹来,下起了小雨。冷风冷雨,溜滑泥泞的土路,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向前撑。衣服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水,全身湿了个透,可又不能歇,也不想歇。因为只有到了小云山,才有晚饭吃。直到深夜12点左右,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稀稀拉拉地抵达了小云山。总共不过十几里地,滑溜了五六个小时。
但是各班一点人数,少了两个人!
一个叫佟霭成,四十来岁的河南人。宽额头,高颧骨,细长的眼睛,短小的下巴颏,脸色灰黄,说话细声慢气。
他原是一机部子弟学校的校长。到北大荒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他离了婚,给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每月只有32块钱,根本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他极为愧疚与哀伤。在山里剖木板时,他就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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