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译者后记

    我很感谢本书作者、“风义兼师友”的老同事爱泼斯坦同志，本书出版工作的最早

    的组织者、新世界出版社的老友陈休征同志，以及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负

    责同志，他们把本书从英文原稿译成中文这一颇为艰巨、又十分光荣的任务委托给了我。

    如同所有曾在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中工作过的人一样，我作为她所创办和始终关怀的《中

    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她是无比敬爱的，所以能为这

    部传记尽一点力，自然使我深感愉快和光荣。事实上，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也是我的

    一个学习的过程，使我对这位凡属炎黄子孙都应引为骄傲的、20世纪中世界性的伟大女

    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仰。

    爱泼斯坦在序言中说，“她（宋庆龄）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在宋庆

    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

    础。”这就是这部传记的翻译工作颇为艰巨的根本原因。具体说来，尽管本书大量“依

    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并且本书作

    者是用英文来叙述和描绘中国和宋庆龄的，读者在本书中文版里所认识的宋庆龄应该是

    ——也只能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有着国际的和二元文化背景的热爱

    祖国的中国人。努力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体现了作者的意愿、真正忠实于原文。我就

    是在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下，按我所理解的“信、达、雅”的要求来进行本书的翻译

    的，即：力求正确地、充分地、明白地、流畅地表达原文的内涵和精神，并尽可能提高

    译文的文字水平。当然，这只是我为自己悬的鸽的，借用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在

    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要请读者来评断。”我所能说的是，我已在主客观条件

    和近两年时间所许可的范围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这方面，作者的勤奋、谦虚和一丝

    不苟为我树立了榜样。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因为宋庆龄的许多作品原来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当时

    和以后出现的中文本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文体不一、版本歧出、讹误脱漏、译名混乱

    等。进行系统的、完整的校核订正是目前恐无条件进行的浩繁工程。在本书翻译过程中，

    凡是能找到的已出版的中文本我根据最有权威性的文本，包括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

    集》。（新的宋庆龄文集正在编印出版中，惜尚不及看到。）附带在此说明，凡本书提

    到的所引用或参考的中外书籍（不包括刊物）已编成书目列于书后，所以在注释中都只

    写了作者和书名。

    书后另一附录是人名、地名、专名的汉英对照词汇。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属于常识

    范围的名词如华盛顿、伦敦、《圣经》等外，其他均收入，以便于读者查阅。许多人名

    的中译不同，我采取的是用得最广泛的或符合标准的译名，在对照词汇中列出其他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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