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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泉抽一天空去了学校，李清瑞老师告诉他，有出身问题的学生的试卷一份都没有批阅，看来录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袁泉知道自己被学校扫地出门了，他的眼泪一下子无声地流了下来。李老师也噙着泪花，说：“我再找校长说说看。”他希望能对这个之举。袁泉哀伤地摇了摇头，神情恍惚地告别了李老师。

    一个初中毕业生回到了农村，可算得是当地的一个大知识分子。大跃进时代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干活有没有干劲、敢不敢使劲拉吆喝的问题，因此，没有阶级成分之别。只要谁对整天整夜连轴转的劳动发了牢骚，谁对吃不饱饭露出了不满情绪，贫农也好，雇农也罢，一律作阶级敌人处理。处理的方式就是开斗争会，严重一点的就送到公社管教队。开斗争会又以打人为主要程序。所以，袁泉尽管有一个国民党团长的父亲的背景，回到农村后，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为大跃进鼓与呼的知识阶层对待。搞大跃进，有一些文墨上的事儿还得靠那些有点文墨的人去干。

    袁泉一连参加了好多天放卫星活动后，连长李长庚真的说到做到，趁着双抢快要结束的一个相对宽松的日子，派几个男劳力为袁泉搭了一小间茅草屋，袁泉住进了这间仅够放一张床一个桌子的小茅屋。他没有床，便用两条长板凳做床腿，上面放几块板子作床面。他没书桌，便把母亲出嫁时的一个茶几作书桌。生产队给他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这是对他的最大奖励，他已经十分感激了。尽管还没收到未被录取的通知书，他认为那是迟早的事，为此，一连多日他一直是忧心忡忡，有时还偷偷流过泪。

    他好羡慕堂兄，叔父是一个粮店的工作人员，堂兄为了躲避生产队的纠缠，到他父亲那儿住了十多天。当堂兄得知袁泉很可能不会录取的消息后，特地回家，难过地望着站在面前的晒得黑黑的袁泉。袁泉好羡慕堂兄有这么一个父亲，他好羡慕婶母没有病，他甚至好羡慕同一个生产队里父母都健在的同龄的小男孩。他尽管有这么一个让他不能展翅的父亲，如果母亲没病，能照顾弟弟妹妹，他也许会冒险偷渡去香港。离校前，有个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同学约过他。隔了几天，袁泉当初的小学老师请他去学校代课，李长庚和刘尚武说什么也不肯：“他是我们队里的宝，为大跃进立了好大的功，怎能去当老师？”前天，又有一个人约他去山西煤矿，告诉他，挖煤工资高，吃得饱，煤矿里也需要有文化的人。他很想去，但母亲离不了他，弟妹离不了他。再说，还有五个多月才满16岁、身高还没一米四的这个小男孩，力气没长圆，煤矿不会要他。他必须做一棵顶梁柱，撑起这个破碎飘摇的家。

    这天，刘尚武给他安排了一个活儿：用有嘴的小茶壶装上石灰水，在路上写标语。就是用从茶壶嘴里流出来的细细的石灰水在路上横竖撇捺点，写成一幅幅标语。他在自己的这个生产队田边的大路小路上整整写了两天，大队支书周焕友发现了袁泉这个好苗子，请他在全大队的几条大路上又写了四天。六天石灰水写标语的活儿干完了，由于不会保护皮肤，石灰把他的小手的皮蚀出了一条条血口子，痛得他发了几天烧。

    他写的众多的标语口号中，有两条是几乎每条路上都要写的，那就是“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一天积肥十万担，要叫稻谷顶破天”。

    这几天，他到各连写标语的时候，听到好几个连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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