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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庭并不是。家父当初进入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小职员时，连高中还没毕业；至于家母，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完成了高中教育，不过她真是一位精彩人物，聪慧又有求知欲，在我的知识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我的一些长辈也都对我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引介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莱（adeidenorth）还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

    我要上大学那年，原本已经拿到了哈佛的入学许可，可是因家父调任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美国西岸主管，我们又搬到了旧金山。因为不想离家太远，于是我决定改念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在那里，我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观。

    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似乎能对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提出解答，其中也包括我们正面对的经济大恐慌——我在1939年～1940年所学的凯恩斯学派之前的经济学，对此则并未触及。我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支持和平的立场变得很孤单，因为其他人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转向支持战争了。

    因为忙着参与学生运动，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部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绩大概比“c”稍好，不过我选了三门主修：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我原本打算进入法学院，但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再加上不愿杀人的意志强烈，因此1942年5月从柏克莱毕业后，我进入了商船服务。

    就在出海后不久，舰长把我叫到舰桥上，问我是否愿意学习领航：大部分的高级船员都只受过基础教育，而我们的船正由旧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亚。后来，我真的成为领航员，而且乐在其中。我们往返行驶在旧金山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且进入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

    海上航行的岁月，让我有三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大战的最后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a）的海事人员学校，教授领航的课程。这时我又一次接触摄影，而陷入两难的抉择；到底要当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着农村安全署（faristration）摄影部主管蓝姬（dorrotheange），到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谷拍摄过境候鸟的照片。蓝姬一直想说服我当摄影师，她的先生泰勒（aultaylor）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却鼓励我往经济学发展。结果是先生赢了。

    钻研经济史

    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就读——由于大学成绩乏善可陈，这是唯一接受我的学校。作为研究生，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我不敢说自己在柏克莱研究所学到了什么正规的经济学。当时影响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统经济学的主流之列——如布莱迪（robert

    ady），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金（leorog），至于·奈特（奈特的兄弟）虽然不相信理论，但是对经济史的事实及背景却了如指掌，后来成为我在柏克莱的导师，也是论文指导教授。我也曾用死记的方式来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义。

    事实上，我一直要到从事第一份工作，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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