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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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而它的动荡、衰落则是绝对的。果然,奉张政权的这种表面的红火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就又变生肘腋,风波迭起了。
“本来,当苏皖两省督办人事尚在悬虚的时候,张作霖征询郭松龄,要他出任江苏督办。郭松龄不愿放弃兵权,婉谢之余,提出一个建议,主张由张学良为直隶督办,并指挥军务,既可拱卫京津,也可屏障东北,另调李景林督鲁,张宗昌督苏,姜登选督皖。郭认为这种安排,一旦东南有事,张宗昌足以当之,万一不济,不过失掉江苏一省,不致动摇东北军的根本。张作霖对郭的意见,未始不以为然。岂知问到李景林,李为直隶人(直隶枣强县人),不愿放弃督直职位,这时杨宇霆又放出风声,认为张老帅若保少帅做直隶督办,将无以服众心。所以,最后终竟发表了杨宇霆督苏和姜登选督皖。
“郭松龄见所提意见,未被接纳,且又甚不齿杨宇霆的政客作风,一时心灰意冷,颇为消极。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一时似有久居之计。就在旅日这段短时间,郭松龄似和冯玉祥幕中北京陆大同学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谈,这就成为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线。”8
这个评述是客观的,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也还有些不足。上述种种固然是郭松龄反奉的一些重要因素,但他的倒戈与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及奉军在苏、皖的溃败也有关系。本来,在奉军打败曹、吴接着又进军苏、皖时,郭松龄是很不赞成的,他“曾向张老将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躯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命;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但由于杨宇霆要争取江南鱼米之乡,并为东北军开疆拓土,在老将前力主乘战胜之余威,躯兵南下。当年杨在奉军中是出将入相的“诸葛亮”。张作霖对杨言听计从,结果不出郭之所料,苏皖得而复失。苏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被孙传芳、陈调元所躯逐,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奉军声名扫地。此次又要挥师入关,争夺直鲁,郭松龄更加反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灰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9
不过,在那时,指望郭松龄用劝说的办法去说服张作霖、杨宇霆,使他们悬崖勒马,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不仅毫无罢兵之意,反倒对郭松龄产生了怀疑。正巧,这时军内有个赴日本观秋操的差使,张作霖便顺水推舟地把郭松龄打发走了。表面上讲这是个体面事,让郭到国外游逛游逛,实际是嫌他碍事,巴不得把这个粪堆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角色赶开。而郭松龄呢,说实在话,也乐得趁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一去而不归,所以他是虽有几分惆怅,但仍然还是求之不得地匆匆启程了。
他是由奉天往大连去日本的,临别时,韩淑秀约他到天津相见,郭松龄与她心照不宣。
看来,机灵的韩淑秀是颇有些先见之明的,郭松龄早有异志,一个时期以来,欲有所为之心日益明显,这一点她不仅非常了解,也是极力支持的。后来郭松龄在完成了他的赴日使命后,果然既未回奉天,也未到前线,而是独自搭船回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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