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 工作需要一个场所。一九四二年初，她搬到冷泉港，恢复了当时对她最有兴趣问题的研究工作——那引起反复的裂一合周期的染色体缺失。她如此热爱的这一工作，又一次吸引住了她的精力和注意。

    那年年中大战正酣。卡乃基学院急于将自己的贡献奉献给总体的努力。理事委员会决议“把战争研究放在第一位，为达到这个目的，应暂停和平时期的研究。”这一决议的言外之意显然也得到了承认。万尼瓦尔·布什在“一九四二年六月校长报告”中写道：“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我们依然希望朝着遥远的文化目标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可是，他接着写道：“并非所有的科学才能，都具有立即并直接应用于战争的性质，因此这种转变在有些系应该比其它系发生得迅速些。”

    遗传学系同其它领域比起来就属于那些非当务之急的系之一。虽然有一些冷泉港的工作人员，已经转向战时科研项目，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研究工作进行如常。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看来是重要的，是“遥远的文化目标”的基本研究，它在行政的年度报告中，受到了有利的关注。

    可是，即使遗传学的研究可能没有受到战争的多大影响，但日常生活是受到影响了，到处都看到旧衣服和眼泪。冷泉港的空气甚至变得比平常更宁静，显然也更艰苦了。汽油的短缺阻止了旅行，定量配给降低了食堂伙食的质量，夏季涌来的游客数量减缩到微不足道。没有别的事可做只好工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过去了，而遗传学的新贡献就从冷泉港源源不断地输向了各地。

    有些研究最后改变了遗传学的面貌，但当时对潜藏着的变化的广度，就没有人能看到了。对我们现在名之为经典的传统的研究，正生气勃勃地继续进行着，不断地出成果。有象麦克林托克那样的遗传学家在该领域进行探索，使我们所熟知的遗传学日趋复杂。但其它的遗传学家，却走向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并很快就出现了日趋简单、越来越缺乏想象力的局面。根据后来的认识，大多数历史家说，分子革命是在四十年代早期开始的。最重要的事件是恰在冷泉港西四十英里所产生的一个发现。在一个下瞰东河的实验室里，奥斯瓦德·艾弗里和他的合作者，科林·a是特殊的遗传特征的载体。但这一事件的全部重要意义，在四十年代还看不出来。其它进展的意义、它们的微妙影响，同样也很不清楚。当时有谁能预言卢里亚和德尔巴吕克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大部分工作是在冷泉港作出的）会使遗传学家们的研究课题发生如此的改变呢？四十年代是生物学发酵的时代。但它们所引起的范围广泛的剧变，在五十年代还未能完全感觉到。所有这些发展同麦克林托克的生活和工作间接地发生关系，还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与此同时，麦克林托克对玉米遗传学的研究，进行得非常顺利。新成果大量涌现，在她给卡乃基学院的年度报告中和她为《遗传学》杂志所写的长篇论文中记载了这些成果（“玉米纯合子的缺失与突变和复等位基因的关系”）德梅雷茨在为遗传学系所写的年度总结报告中，突出地提到了她的非凡的形象。然而在冷泉港工作了两年之后，一种幽闭恐怖症的感觉向她袭来。她准备休息一下了。

    幸好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她收到了老朋友乔治·比德尔的一封信，建议她到斯坦福大学作一次访问。她立即热情地作了答复。被困在没有车、没有钱、没有朋友的环境里，她觉得改变是绝对需要的。但这次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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