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节 帝研究院的负责人。戈德施米特是遗传学历史中较为有声有色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对遗传学与发育之间的关系、生理学以及进化一直有兴趣，他坦率地批评当代遗传学理论过分狭隘，并且过分集中注意力于遗传机理。他特别乐于揭露美国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们概念的不当。虽然后来他在现代遗传学家中间声名狼藉，但在当时，他是受推崇的人物，他的许多理论最终受到怀疑，但有些意见同麦克林托克后来对遗传组织的观点是如响斯应的。

    可是，一九三三年去德国是一个不祥的时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经历。我对我所看到的毫无思想准备。”她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一样在政治上十分天真无知。“如果我有政治头脑，我就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就不致于被我在那边看到的正在进行的事情所压倒，被扰乱而完全陷入恐慌。”或者说，如果她懂得多些，她可能干脆不去德国了，希特勒统治的悲剧给她的打击非常厉害，而且显然也是针对她个人的。即使对于那些在她周围所发生的事，她也是孤独无援的。她的许多亲密朋友和同事（可追溯到大学时代）是犹太人。在德国，作为一个局外人，不管感情怎么样，她在寻找她大学里的犹太朋友，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头露面。她不愿意讲那时期的事。就在德国期间，她写了有关核仁的论文，“那就是为什么论文写得如此之糟……我的情绪坏极了。”

    哈里特·克赖顿回忆说，她经常收到（有时是每天）从德国来的信，信中描述了严寒、多雨、寂寞的日子。没有一个能与之交谈的人。研究无法取得进展。加上可怕的寂寞。刚好在圣诞节前，她回到了在康乃尔的旧实验室。这就是她的老家，她显得出乎意外的心绪不宁。

    回到康乃尔，她象平常一样重新工作，但她的沮丧是显而易见的。带着她在德国的创痛经历，她回到了被大萧条搞得摇摇晃晃的祖国。她个人的经历使她清楚地意识到她被迫面对现实情况：从一开始情况就十分困难，而现在又由于周围经济萧条而大大地激化了，从儿童时代起，她就知道，要独行其是就得付出代价。在过去，那代价看来是必然的，但又是可以对付的。但现在，忽然之间，那代价显得比她所预期要大得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她已把奖学金花光，她仍然没有固定的职业。哈里特·克赖顿从观察麦克林托克中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加强了在这以前另一个从观察卢埃·明斯小姐的人所得出的教训：“你不能老呆在康乃尔或任何其它大学！”这是麦克林托克，比克赖顿大七岁，而且更有经验，得到最大的信任，并有遗传界巨子的支持，但却找不到一个职业。一九三四年，克赖顿在康涅狄格女子学院执教，薪水很高，她肯定也是受赏识的。但麦克林托克毫不动摇。她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搞研究的科学家。

    大概就在那时，她的工作得到承认已露端倪。“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妇女的职业。它来得十分突然——令人惊奇和有点令人不愉快……在那时候，在三十年代中期，一个妇女有抱负是不很受欢迎的。你如果是一个未婚的、有抱负的，特别是在科学方面有抱负的女子，你无异是在糟蹋你自己。我忽然认识到，我已陷于不知道到哪里去工作的境地。”

    一九三四年春天，离开学校七年之后，麦克林托克已赢得国际的声誉，但她还悬在康乃尔，得不到财力支持。时世对每个人都是艰难的。大学里的就业机会几乎荡
第(5/8)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