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 死，这又成为我的新的罪状。我脖挎牌子被斗130次，最后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乡村进行劳动改造。

    由于无休止的拷问，战犯中出现了许多患者，还死了数十人。事态继续恶化，已危及全体国民党战犯的今后改造工作。幸亏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后下达了指示，我也结束两年下放生活，恢复原职。我回到管理所后，战犯们很高兴，他们微笑着迎接我，但默默无言的沉重表情中看得出他们眼中的泪水，那是哀求帮助的泪水，是在逆境中结下的崎岖因缘的纯洁的泪水。但是造反派只知主义不知人道主义。由于我倾注全力努力改善战犯们的生活和治疗他们的疾病，仅过几个月又被下放到农村。1975年，我又重返战犯管理所工作，并冲破重重阻力全力恢复。第二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终于结束了。

    1979年，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溥仪先生的追悼会。溥仪先生出狱后的第8年也就是1967年，由于受到动乱的冲击和肾癌的折磨，结束了他坎坷波折的61年人生旅途。这是他去世12年后举行的追悼会。这一天我遇见了在狱中结下因缘的数十名奇特的朋友，是10余年后激动人心的相逢。他们出狱后在各地都作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样在动乱中受到极大的痛苦。造反派曾经找他们，逼迫他们检举“金源的罪行”，但没有一个人开过口。溥仪先生在他病重呻吟的最后时刻还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对造反派大声疾呼，“金源所长是模范干部”。我听了此事后，感动得哽咽了。

    全部战犯被释放后，我到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副校长，后任党委书记，数年前离休后过着平常百姓生活。期间国门开启，那些奇特的朋友们找到了我，我也到海外好几个地方找过他们。特别走动多的是日本。日本的归还者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有分歧分裂成两派，为了他们的统一我曾劝说过他们。

    期间，日本归还者中有不少人已作古，现在大约有500人健在，他们都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他们把中国看作是“再生的故乡”，每年都要成群结队访问中国。1988年，他们在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正门内立了巨大的谢罪碑，发誓九泉之下也不忘记中国，并流下了忏悔的眼泪。

    我本来想彻底忘却过去那些辛酸的日子，但在日本归还者和国内朋友们再三劝说下，在亲属和朋友们一再鼓励下，我下决心写了这部回忆录。由于水平所限，掌握的资料亦不够全面，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参与教育、改造付出大量心血的同志以及广大读者悉心指教。

    此书曾以《奇特的缘分》为书名，于1995年在韩国出版，协助我写作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的朴千均先生；现在此书又以《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为书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该版本则是经过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崔哲先生将《奇特的缘分》翻译成中文之后，再经我的填补、修订所完成。在这里我一并对二位先生表示感谢。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得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中央档案馆热情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金源

    1998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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