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节 ，朱自清喜欢叶圣陶的寡言，喜看他有味地倾听他人说话的神情，喜欢他的和易，因为这和易乃“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2更喜欢他厌恶妥协的率直精神。两人亲与相处，日子过得颇为愉快。

    在上海中国公学，朱自清更进一步地凫进了文艺新潮。当年文学革命之树，如今已是叶茂根深，鲜花满枝了。一些先进的文艺青年亟思成立文学团体，创办杂志，以便在一个鲜明旗帜下，集结力量，倡导自己的文学主张，发表自己的创作。1920年底，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在北京开始酝酿组织文学研究会，翌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了大会，并在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宣言”与“简章”。接着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下设小说、诗歌、戏剧、批评、杂文等五个小组。叶圣陶便是该会发起人之一，又是诗歌组的成员。朱自清也是该会成员，入会号数为59。文学研究会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1，认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2，是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揭起现实主义旗帜的文学团体。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骨干郑振铎等人南下上海，与沈雁冰等汇合，组成了以上海为基地的阵营，叶圣陶和朱自清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五四运动以来，复古主义者就沆瀣一气向新文学阵营发起进攻，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就是新诗。当时南京大学的一些留学美国的教授胡先骕、吴宓、梅光迪等，自我标榜“学贯中西”，以“新知”来提倡“国粹”，维护“圣道”。他们讥讽白话新诗，说它仅是白话而非诗，《南京高等师范月刊》大张旗鼓，以讨论诗学之名，行攻击新诗之实，大量刊登古诗，叫嚣新诗“亟待研究之点颇多”，态度十分猖獗。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都是新诗人，对此岂能坐视不理？他们联系俞平伯，商量出一个专门倡导和发表新诗的刊物，与复古主义者作针锋相对的抗争。他们的计划得到中华书局左舜生的支持，这时俞平伯在北京，朱自清马上写信告诉他：“《诗》决由中华书局承办，已定。”

    10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三天登载了一则用诗的形式写的《〈诗〉底出版预告》：归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

    但是有指导人们的潜力的，谁能如这个可爱的婴儿呀！

    奉着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谁又能如这个婴儿的美丽呀！

    我们造了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

    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你们的力量来捐些糖食花果呀！

    “预告”刊出后，他们加快了筹备工作。10月底，《学灯》上又登出了《〈诗〉底出版预告〈二〉》，宣告：“创刊号准予明年1月1日出版”，内容为“一诗，二译诗，三论文，四传记，五诗评，六诗坛消息，七通讯”。预告登出后，受到了社会重视，有人写文章表示欢迎。

    《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它标志了从五四以来的新诗，终以勇敢姿态宣告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并义正辞严地宣判了旧诗的死刑，以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向复古主义者挑战。

    《诗》为月刊，每卷五期，每期63页，于1922年1月出版时，用的是“中国新诗社”名义，其实，并没有这个组织。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和刘廷
第(4/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