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3)节 平洋联盟的可能性很大。中苏两国还卷入到印度支那再次发生的冲突中去。70年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后来，随着1978年12月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在1979年2月在中越边界地区教训了越南。在中越发生武装冲突前，为了结成统一联盟反对中国，1978年12月，苏联同越南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

    这些事件发生的结果，使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攻击达到了自1969年以来最疯狂、最剧烈的程度。苏联宣传机构开始谴责中国实行“霸权主义”的政策。“霸权主义”一词是中国在以前经常用来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的。

    即使如此，1978年7月22日，苏联还是任命伊利亚·谢尔巴科夫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的大使职务（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自1970年起任此职），伊利亚·谢尔巴科夫在1978年9月28日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国书。

    中国内部政策的放宽（1978年～1981年）

    自1978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前制定的政策在中国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与不断地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在华国锋辞职后，成了无可争辩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华于1980年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替此职。赵被认为是邓的政策的支持者。据称，华的辞职是中央委员会为了防止权力过份集中于某个人身上（华当时还是中共党的主席）。毫无疑问，这与1980年底和1981年初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的严重危机有关。这种危机通过1981年6月华辞去党的主席职务而由胡耀邦接替此职得到了解决。胡是与邓有着密切关系的人。

    华的辞职的内部原因，是在他任职期间对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评价造成的。华提倡的“两个凡是”的政策特别地受到了批评。“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据说这种政策导致了华犯了若干种“左”的错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稳健派领导人认为再次发表毛主席对有关政策的论述方面的著作是非常必要的。诸如《论十大关系》、《三项指示》，这显然是为他们制定的新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后来，稳健派领导人口头上仍然继续说怀念毛主席，但却停止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毛的理论和政策逐渐地受到了严重的批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也断言毛主席在晚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这导致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的“左”倾错误，毛对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作出这样的最后历史结论。得到了党的幕后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邓小平的批准。

    “四人帮”及其支持者的“左”派势力被说成执行新的放宽政策的障碍。“稳健派”的政治势力通过继续捉拿“四人帮”的支持者，通过给成千上万个在文革期间和早些时候蒙冤受辱的人平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个过程在1980年2月为已故的刘少奇平反达到了最高峰。刘是前国家主席，1968年被指控为“
第(8/13)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