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节 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江青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这次全会确定了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职务。这样，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

    苏联的主动和争论的重新开始（1976年10月～1977年4月）

    苏联宣传机构始终把中国对苏联的敌视政策归因于毛主席和中国党内“激进派”的影响，并认为“稳健派”领导人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毛主席的逝世以及中共党的领导人的更换，唤起了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

    苏联评论家指出：1975年，中国发起的反对“投降主义”的运动攻击了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提倡者。1975年12月，中国释放了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见第12章），这种做法暗示着中国为采取更调和的政策而迈出的第一步。但调和的进程因1976年1月周恩来的逝世、由于激进派的压力致使邓小平蒙受耻辱而受阻。据信，在中国军队的领导层支持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呼声尤为强烈。1976年2月，塔斯社的一位评论员写道：

    “赞同现实主义的国内和国外政策的意见……正在领导人中不断传播。这些倾向与所谓温和主义或实用主义路线的立场相联系。这种立场与政府机构或军队组织的代表有关……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过程，暴露了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即一些领导人自己毫不妥协地采取反“左”行动的阶层和另一些炫耀对毛主席忠诚的阶层。但是，有些人的政治经历显示出他们是作为“稳健派”属于老的一代或第二代领导人的范畴的。例如华国锋于政治局在名义上就是这一阶层的代表。此外，1976年2月3日，苏联电视播放的中国纪录片曾猛烈地攻击毛主席和他的夫人江青，但没有攻击周恩来。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苏联作了若干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介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反华宣传。此外，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中苏两国几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

    但唁电被拒绝接受，未能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然而，中国的报刊却简短地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伊·瓦·尔希波夫，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曾于9月13日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

    1976年10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i．亚历山柯夫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毛主席。文章声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双方本着共同的愿望和睦邻的精神，从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害关系考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1976年10月，江青和“激进派”的领导人被捕，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尽管苏联报刊避开对中国国内所有发展情况发表评论，但苏联记者维克多·刘易斯（被认为是苏联官方观点的反映者）10月12日在伦敦《晚间新闻》发表评论说：

    “敌视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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