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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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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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