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节 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7。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8。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洋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将近百万大兵。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镜统率的中央军。在进攻前，蒋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包括政治教导，并且制定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根据地，并封锁其它三个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运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可以保住根据地。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制定他的作战策略的，他在前线的指挥官都非常谨慎避免被诱莽撞前进，同时在前进时注意相互照应。毛泽东并不比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蒋的进攻。当时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第一方面政治委员）、博古（党的领导）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于1932年10月接替毛泽东担任该职——原文注）但这三个人的失败在政治上给毛泽东提供了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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