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     一飞来横祸

    1949年8月，我和郭春涛奉召由上海来北京，参加新中国人民政协的筹备会议。我住进了北京饭店，并与从解放区来的大女儿秋燕会面了。她已是共产党员，在高等院校讲授政治理论。

    9月，新政协筹委开会的前夕，齐燕铭在饭店的六楼大厅里，在民革、民联成员面前宣布，说是上海方面检举，说我在上海被捕后，叛变自首，破坏了党的很多地下机关，使许多党员牺牲，因此，撤销我的新政协筹委，也即第一届政协代表的职务。我那一颗热烈的为新中国诞生而跳动的心，顿时如冰块一样冷凝起来，寒彻骨髓。真是奇冤大祸呀！再看看四周的政协筹委们，他们的脸上像罩着一层霜似的，对我不再笑脸相迎，仿佛在说：“哼，叛徒！可耻！”

    我开始受审查。我原本伤痛未愈，这时病情又迅速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

    我心中愤懑不已，总想依靠组织把事实真相弄清楚，还我清白。恰好当时统战部长李维汉因病也住进了北京医院。我请求他将我的问题调查明白。他要我先安心养病，问题以后再说。

    1950年3月，我的病好一些，中央统战部指示我到上海，找潘汉年解决问题。潘汉年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是上海市副市长。我即去了上海。5月中旬，潘汉年送我上火车回北京，说是我的结论材料已送北京了。6月30日，中央统战部送来了抄转华东局统战部的一份文件，我来不及拆看，把它放在荷包里，因为我是在北京医院郭春涛的身旁，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了。

    郭春涛在全国解放后，先是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由于他的才能和一贯的表现，备受重用。由于任务紧迫，常常深夜伏案工作。那时他已有尿血的症状，但自己却顾不得去看病。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春涛出席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淋了雨而发了高烧，才住进北京医院。确诊为膀胱癌，已是晚期，回天无术了。

    郭春涛临终的前夜，医生刚叫我回房休息，接着护士就来叫我，她说：“郭同志哭了，要我来叫你去。”我一去，郭春涛紧紧捏住我的手很沉痛地断断续续说：“不堪回首……我，悔不该当初没听你的话，没有加入共产党，我幻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拖你的后腿，我对不起你……”说着放声大哭。

    解放前夕在上海的三年艰苦岁月中，吴克坚找郭春涛几次谈话，说上面指示他启发郭春涛的觉悟，争取他入党。郭春涛从法国回国后，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许由于他后来的清高吧，他回答说：“我要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对于党的事业的贡献，不亚于党员，而且还有更胜于党员者。”上海解放前夕，斯大林来过电报，赞扬他协助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作，对于取得中国革命胜利贡献很大。郭春涛因而十分得意。

    “现在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劝慰他说：

    “过去的事情，别提了。你的病会好的，别着急，别太耗精神。多休息，多安静，复原得更快些。”

    这以前，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曾往医院探望，并建议送苏联医院，郭春涛婉言谢绝。

    30日下午3点，周总理，李维汉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还有廖承志等好多人都来看望，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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