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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国大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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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反馈到了中央,面对改革1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邓小平在本年度3月底会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他的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10年来最大的损失在教育。”

    “我们最近10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了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虽然这次谈话的对象只是非洲的一个小国的总统。但它透露出来的信息决不可平常视之,在中国,这往往代表着党中央的集体认识。教育,还是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教育,还有思想的教育,是重要而迫切的。

    稍后一点有人用“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形容人们这段时间的不满情绪,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人们喜欢用“吃”来解释许多或物质或精神的活动。

    林语堂曾以肯定的语气说过“中国人如若不在饮食之时找些乐趣,则其他尚有什么时候可以找寻乐趣呢?”而在这‘年,使用公款寻找这种乐趣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许多机关的干部,企业的厂长和公司的经理因此成为了中国现时现世的公款“美食家”。

    请吃者的如意算盘是“酒杯一端,政策改变,筷子‘举,可以可以。”吃者的内心想法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知,谁知都白吃。”

    结果是餐桌上的浪费惊人。

    尽管中纪委三令五申禁止大吃大喝,但据保守估计,仅全国骨干企业,乡镇企业,县市地省级的吃喝费用,每年至少要花掉800多亿人民币,这笔钱可以组建4支航空母舰混合编队,或组建4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或支付全国3年多急需的全部教育经费。专家甚至认为:1989年的物价上涨,吃喝风是原因之一。

    联邦德国的经济专家撰文说:中国是一个奢侈的国度,大量的资金被迫硬撤下来,流入那张贫穷却又阔绰的大嘴。这位专家在中国期间,一定受到过隆重而又丰盛的宴席接待,但很显然,这没有博得他的好印象。

    1989年度,被称之为“吃喝专员”的陕西省经委副主任、原安康地区行署专员魏明生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魏明生调任省经委副主任未上任之前,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分头到69个单位去“告别”,大吃大喝2个月之久,还收取了6000元左右的礼品。

    而安康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山区,魏明生的吃喝拿,遭到新闻曝光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魏明生因吃喝而被查处,但吃喝风却远远没有被刹住,随着城市餐饮业的畸形发展,吃喝风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到后来的1993年,吃喝风达到鼎盛阶段。

    在经济发达的1993年的广州,五星级酒店最好的一桌菜定价10万元。广州酒家1993年推出黄金宴,一个月售出100多桌,达到极致的是在(中国青年报》报道的深圳一娱乐城,某投资集团定下五桌酒席,每席18888港币,加上酒水,一餐过百万。

    对于刚刚才告别的饥饿的历史,经济远远没有达到小康的1989年,吃喝风成为腐败,官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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