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商潮
第(1/6)节
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偌大的神
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
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
——许纪霖《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
学者许纪霖在1986第9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博得知识分子共鸣的文章。在“人民皆高”的洪流溃击下,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生存姿态呢?许纪霖试图在新时代为知识分子找到一条生存途径和心理途径,许纪霖将这称之为整个民族生死他关的大事。
相信这不是小题大作,1988年的中国,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多少人安于循规蹈矩的现状?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当时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无数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都曾心动神摇,纷纷下海,尽管后来有许多人回头是岸,也有不少人终于成为人人称羡的“大款”。
本年度是一个开放的年度,从古以来受到轻视的商人,成为本年度最具光彩的象征。私营企业开始悄然涌起,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225万家,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
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
北京前门的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一年收入过万元;广州一位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个服装摊,几年下来已腰缠万贯,“万元户”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嫉妒又羡慕的时髦称呼。要知道,本年度首都北京的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只有172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82元。1万元是他们5年工资的总和。
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开始诞生:
“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
“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新的“读书无用论”在社会酝酿,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学生的择业方向已偏向于急功近利,莘莘学子已无法安坐书斋。
在本年度,他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29岁的王宗明在7月毕业于哈尔滨东北农学院,以优秀的论文通过博士答辩,获得兽医学科的博士学位。这之前,王宗明曾由四川农业大学毕业,考取东北农学院硕土生。受到长达9年高等教育的王宗明却因分配问题陷入困境,黑龙江省最大的兽医研究单位——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无此专业,没有收留他,母校东北农学院编制已满;王宗明已联系到西南民族学院,但黑龙江省规定:博士生外流必须交纳5000元至2b000元的培训费。家境贫寒的王宗明哪里能拿出这笔当时看来庞大的费用,为维持生计,王宗明无可奈何地在东北农学院校园旁摆起了个小烟摊。
生动的现实教育了我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在本年度显得无足轻重,这是1988年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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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第三产业的巨大空缺为人们提供了市场机遇,而1984年以来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又为流通领域内“官倒”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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