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节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我开始写这一章时，致力于研究越南战争已十余年的历史学家乔治·c·赫林出版了一本书。他写道：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暂停轰炸结束以后，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影响开始减弱。这位国防部长推动了停火计划和和谈建议，总统虽然不情愿（因为有违他的判断），但还是批准了。当这个计划如林登·b·约翰逊预料的那样失败以后，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一贯正确的形象受到了挑战，总统让他为这个重大的政策失误负责。另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后，这位不屈不挠的国防部长越来越怀疑这场战争能从军事上取得胜利。当他的怀疑日益加剧，并越来越明显地包含在他的政策建议中时，他的影响力就更加减弱了。在以后的任期中，某些情报不送给他看，因为他越来越反对战争，而且与鸽派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关系密切。

    我希望乔治·c·赫林是对的。实际上，我的影响力和我作为越南政策主要决策人之一的责任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我离开五角大楼。我对我们能否通过军事手段在越南实现政治目标确实很怀疑，但我并未因此减少参与越南政策的制订工作。

    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结束之后的十五个月中，战争规模日益扩大，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关于地面战略、安民计划和空中轰炸的争论日趋激烈；约翰逊政府、我的家庭和我个人承受的与战争有关的压力越来越沉重。虽然公众仍然普遍支持越战，但反对意见开始出现了。另有三次和谈努力也失败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增派更多的军队。这次他要求增派二十万军队，并要求使战争大规模升级。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声称，他们认为这个计划需要动用预备役人员和国家的全部军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们认识到这些行动可能使我们在东南亚或其地区与中国和（或）苏联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可使战争缩短五年。

    下述事实都是我们的政策正在失败的明证：空中轰炸和地面作战未获成效；我们的外交动议调子僵化而缺乏效力。这些严峻的事实使我得出了不同寻常的结论。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总统的备忘录（它引起了激烈争论）中指出，现在是我们改变在越南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时候了。这份备忘录预示着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分裂，这种分裂最终导致了我的离任。一九六六年初麦乔治·邦迪离开政府使我颇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负责为福特基金会寻找新理事长的约翰·麦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麦乔治·邦迪，要他担任这个职务。这项工作显然极具诱惑力：福特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每年支出大约两亿美元用于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约翰·麦克洛伊在为这项工作拜会麦乔治·邦迪的同时也拜会了我，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和麦乔治·邦迪同样可以胜任此职。我知道我不能胜任，就如实相告。另外，我认为当时还不应该离开政府，虽然福特基金会的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

    麦乔治·邦迪的离去是个令人痛心的损失。麦乔治·邦迪和我的意见并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给政府工作带来了优良的作风，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处理我国面临的基本外交政策问题，无论这些问题的难度有多么大。他可能是因为福特基金会的吸引力离开政府的，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他离开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对战争的极度失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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