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    好极了！这是我到北大荒后一连串被否定中的最彻底的否定。这不但否定了我到北大荒后一切诚实繁重的劳动，连在北京“反右”高氵朝中都没有被否定过的、当年在战争岁月中舍生忘死的一切努力，也一古脑儿地全被否定掉了。似乎我写了罗盛教、写了胡志明以及多种多样的报道，都是“坏”事！我多次冒着生死莫测的危险深入前线采访，甚至参加过白刃战，当年也曾在新华社苏北前线的电讯中被表扬过，这也都是“坏”事！在朝鲜前线，由于报道成绩比较突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为我记了三等功，朝鲜最高人民议会给我颁发了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章，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为此曾在一期的二版头条作了报道，其标题就是《新闻战线的光荣，志愿军总分社戴煌等八同志立功》，这也都是“坏”事？！

    隋凤祥指导员并不了解我的过去，我不怪他。他显然是受到了跟随中央考察团来的新华社保卫科一个人的蛊惑。这不禁使我想到，当年我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新华社保卫科及其他一些部门不干这些“坏”事而“奋勇‘反右’的英雄儿女”们，还不知躲在哪个保险柜里于“革命”哩！他们现在彻底否定我的一切，究竟是“对革命的忠贞不二”，还是想踩着别人的骨头架去捞取更为宽大的“黄马褂”？！

    我越想越愤慨，愤慨得脑子里乱嗡嗡的，但我没有当场站起来申辩，因为我扪心无愧。“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的南宋诗人谢枋得在《和曹东谷韵》中唱得好：“万古纲常肩上担，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只有等号称“左派”的人们把我推上断头台时，我再高呼几声“共产主义万岁”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不过很快，我又在内心中批判了自己：一个人如果受不起委屈，老是不忘往日的荣誉而不是常常寻找潜在的不足，就会失去持续上进的动力，甚至会导致消沉和堕落，特别在这种并非是我们的革命必然要经历的“非常时期”。

    二

    中央考察团走了。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们，属于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就地重新分配，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回了北京。留下来“继续改造”的人们，虽然大多表示“不灰心，不泄气，争取下一次”，但人人都明显地带着失落感与悲观惆怅的神色。大家佝偻着腰，顶着狂吼的大风雪，摸黑出工，摸黑回屋。

    也许为了消除所谓“戴煌的影响”，我们这个排与基建大队的那两个排打乱重分。我挑着行李，随一个新组成的排离开了老电锯厂，来到了南边几里地一个山窝窝里的新电锯厂。隋凤祥指导员与我们同去。他向我们说了一通“好好干，争取下一次摘帽子”的鼓励话之后，正准备戴起狼皮大耳帽向外走，一直与我在一起的原文化部的那个焦勇夫，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他匆匆一看，又从门口转回身来说：

    “对，我倒给忘了。戴煌到这新的烧炭点，要继续检查交代，不能因为换了环境，事情就算过去了。大家也应该继续对他进行监督！”

    这表明，焦勇夫又为我“奏了一本”。

    我们同类中的个别人，就是专靠打别人的“小报告”，在第一批摘帽子中被混掉了帽子的。这种人为虎作怅，比一些卑劣的队长、指导员对我们更加凶残阴毒。在伐木队被人用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的张寄，就是这号人物中的一个，焦勇夫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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