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一

    我们的来到，引来一批批同难相怜的伙伴。其中有原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画家杨角和他的妻子张晓非，《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漫画家丁聪，美术评论家和书法家黄苗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电影演员李景波、张莹、郭允泰、管仲强，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之子——1955年才从美国归来在对外文委任职的丁耀瓒硕士，等等。

    他们是3月25日早晨离开北京的。当时天空灰蒙蒙的，空中有一群白鸽在自由飞翔，不时发出鸽哨的鸣叫声。他们在前门火车站广场等候剪票，大多沉默得没有笑容，仿佛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块大石头。剪票进入站台时，没有亲人为他们送行，因为他们的单位规定不准亲人送行。他们穿过光线很暗的站台过道，默默地进入车厢。有一位二十刚过的男青年，还止不住地流眼泪。

    在这批不幸的人当中，我惟一很熟识的是《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她是与我关系密切、一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又一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记者姚昌涂的妻子。她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为整风鸣放阶段遵照报社领导的指示，如实报道了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的鸣放意见。一声“反右”令下，这些鸣放者纷纷中箭落马，她也成了“帮助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

    由于夫妻二人双双落难，徐颖在忧痛中早产了怀胎仅八个月的女孩。这孩子极为纤弱，呼吸艰难，不得不被送进一只特制的氧气瓶护养，遂被叫做“小瓶”，后又正式起名为“小萍”。小萍刚从瓶子里出来呼吸人世间的正常空气，这位年轻的母亲就随着大队“右派”，离开了孩子、丈夫和在她出世不久就守寡的老母亲，到这“五间房”来了。

    二

    很快，我们就粗粗地熟悉了一些人，像与徐颖合编在一个劳动小组的，组长是喝过延河水的“二号大姐”张晓非，其他组员是：老《大公报》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是《财贸战线》报记者的高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了金葵，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编辑部编辑陈瑞琴，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制片处干部、“吴祖光小家族”最小的成员陈敏凡，新闻电影制片厂职员孙自若、文朴新，原《大公报》会计徐文兰，国家计委干部林清文，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吕莹、打字员戴菊英，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干部韩渊，等等。

    其中戴菊英被打成“右派”时才17岁，还不够公民资格。她的惟一“右派”罪名只有一句话——“美国鞋油真好使。”人们说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成“态度不好，思想顽固”，跟着就给她扣了顶“右派”帽子。

    韩渊，不是右派。但她的丈夫赵超群——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是“右派”。韩渊学着俄国“十二月党人”中一些人的妻子心甘情愿地陪伴自己的丈夫一道流放西伯利亚那样，与赵超群一道来到了北大荒。这说来颇具传奇色彩。

    具有传奇色彩的男伙伴那就更多了。像谢和赓，《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一位走路者要拄着拐杖的40来岁的高个子。他1933年2月21岁在北平读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党的北方局选派去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了吉鸿昌军长的秘书，兼任一个师教导队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员。察哈尔抗战失利，党中央派他回到老家广西，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领导机关，颇受李宗仁、白崇禧的赏识，先后担任了白崇禧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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