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节 尚有仟海意识，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你的照片能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在我外祖父的辉煌时刻下面，我发现几枚银元，上面已有了锡斑，显得很破旧，还有被拥成一卷的印有肯尼迪头像的五十美分纸币，却是新崭崭的。里面还有一套 1960年起的存款债券，每张面值是100美元，是给我留下的。一张棕黄色的照片，白色的毛边，是我母亲小时候的，被她的父母亲搂着。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后遗嘱和证明书，指名我作为他的财产受益人，连同他的出生证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证明和社会保障卡，保险单，1955年的；一个小笔记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着“你孩子的病历”，里面只有一个我童年时的免疫记录，是我母亲亲手写的；一个便笺簿上记载的是1967年家庭开销的分类账，另外，在一个信封里，是我外祖母的结婚戒指和一枚琥珀石胸针。散落在盒子里的还有一枚镶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饰和一串在母亲十六岁生日时给她的珍珠细链。

    我一件件地触摸这些东西，好一阵子母亲似乎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亲手缝制的棉布围裙，有几次得到允许可以把我的头靠在上面，溅满了黄油和油脂的污渍，母亲戴着它为我们做过几百餐饭，洗过上千次衣——它好像还在散发着那令人宽慰的气息。我突然记起，她的尼龙长袜，曾闻起来有股丹宁和秋天树叶的香气，晾在镶有橙红色和黑色瓷砖的浴室的毛巾架上。在前卧室她的梳妆台上，她总是把她的戒指耳环放在一个玻璃烟灰缸里。我的上帝，她用“查耐尔五号”家具擦光剂，撒满了绿胡椒的夹肉面包。她穿着羊毛裙，上身是胸前坠着小圆纽扣的白色半透明的罩衫，打着拘谨的褶边，当她为布拉迪大夫作接待员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但是在它的下边，你看见的却是包裹严谨的背带衬衣。那些都是短袖罩衫，暴露了她的上臂白皙、肉感的内侧。这些，在这间闭塞的密室里，逐一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带着愚蠢的冲动。

    她每周要工作到周六的中午，经常她和我会乘坐“大西洋干道快车”，沿途经过在童年人看来还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站台，从长滩殡仪馆穿街过巷到一栋一层楼的牙科楼，然后我便会在一间窄小的后屋——厨房兼实验室里呆上三个小时，一面等着她在一台ib上敲打，应答电话，一面读超人连环画，还可以翻出藏在办公室文件堆里的图画书们《儿童的乐园——“益智游戏”）。母亲冷藏了许多小听装的“穆特”苹果汁，但我爱吃我的美国乳酪三明治和用麦秆吮吸雪泥，没事儿就翻看那些染满灰尘的教科书上的畸形牙床的特写照片。这地方到处飘着乙醇的味道。

    这边结束之后，我们便回到公共汽车上，接着坐往商业区，她先要到电气公司办公室付清旧账，然后是到“布封和希尔斯”进行一长串冗长乏味的采购：配钥匙，买浴帘和铝锅，几乎每一个小买卖母亲都要询问我的意见，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是心不在焉。最糟糕的是在“勒内”，当她在那儿闲荡和痛苦挣扎的时候，我却在衣服挂架底下度过了最恼人的几个小时。

    如果我们能在“伍尔维什”或者“科内斯”结束那就是我的幸运了。在这儿我想得起来的就是那张扁平的木桌子了，上面摆满了吸引我的便宜的海滩纪念品，像塑料皮夹子，上面贴着棕榈树的彩色画片；还有海贝壳制作的立像，但是，最让我渴望得到的——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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