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马凡陀的山歌》等诗歌和杂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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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广大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此伏彼起,一流高于一浪。进步的诗歌和杂文、散文,由于反映现实较为迅速,在那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中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有些作家们的诗歌,杂文,成了群众运动中的武器。”(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8页)
诗歌在国统区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其中既有久经战阵的老诗人的诗作,也有初上沙场的年轻诗人的战歌。
郭沫若这一时期除了继续创作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外,也以诗歌为武器向法西斯统治宣战。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诗集《蜩螗集》里的大部分诗歌《包括新诗和旧体诗》,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在这位杰出诗人的创作道路上,这部诗集不是主要的代表作,但有些诗敏锐的反映了那时的重大事件,抒发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正如作者所说,可以作为“时代纪录”(注:郭沫若:《蜩螗集·序》,《沫若文集》第2卷第43页)。《进步赞》、《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挽四八烈士歌》等篇,都是针对当时的重大事件而发,写出了人民对反动派的巨大愤怒,对革命者的无限崇敬。这部诗集里抒情诗占多数,也有政治讽刺诗。诗人不仅直接抒发对黑暗的憎恨、对光明的期待,热情高歌“火中的凤凰”,而且运用讽刺手法迂回地打击敌人。如《进步赞》一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昆明镇压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一二·一”流血事件,用讽刺反语揭露敌人的法西斯暴行: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
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
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
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诗人用“国会焚烧案又有了东方的翻板”这样的诗句,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期主义实质。《这个就叫“最民主”》(注:发表于1947年2月26日《新华日报·新华副刊》,收入诗集中改题为《猫哭老鼠》)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辛辣地嘲讽了伪上海市长对被反动军警枪杀的工人装出猫哭老鼠似的假慈悲,揭露国民党玩弄“民主宪法”把戏的欺骗性。这些诗作表明,郭沫若对于当时已成为诗歌创作主流的政治讽刺诗,是积极参预和热情支持的。
国统区政治讽刺诗创作热潮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形成的,这同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国民党统治集团打着“民主”的招牌实行法西斯专政,广大人民不但没有享受到抗战胜利的果实,反而再度被推进苦难的深渊。“诗人,从而抉取了他们的爱憎和灵感。诗句,血一样的迸射了出来。”(注:臧克家:《〈地层下〉序》)当时反动派的文化禁锢政策又异常严密,诗人们用自己的诗句作战,不能不转变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政治讽刺诗的涌现就是这种转变的结果。同时,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构成了极大的自我讽刺,诗人们用诗歌形象地写出这些“事实”,也就成了政治讽刺诗。
以政治讽刺诗贡献于诗坛的诗人中,袁水拍和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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